【北约的最大错误(组图)】 北约一大

　　1999年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空袭南联盟，此举是北约尝试在前苏联解体后进入全球事务的第一次尝试。今年早些时候，北约一架战机在德国一基地起飞。乌克兰危机引起欧洲国家的密切关注。北约曾向阿富汗派出盟军，但是代价惨重，之后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行动更显吃力，北约在地区之外的力量投射很有限。　　因为根本性的错误假设，这个跨国军事联盟已经严重偏离其核心使命，而整个世界都在为这种失误付出代价。　　过去20年来，北约和欧洲的安全警察受4项重大、错误的策略假设指导，导致行动联盟严重偏离最初核心使命，这4大错误假设分别是：　　第一，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俄罗斯会逐渐变成一股温和力量，因此在欧洲大陆内部，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将会消亡，最终不再成为主要问题。　　第二，北约领导人们假设，北约成立的核心目标—联合防御—已经不是维持这个军事联盟继续存在的首要原因，欧洲内部的联合防御不再迫切，因此北约必须转向全球事务，只有在全球范围进行联合防御，才能说明北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看到北约持续增加成员国，而且承担了一系列全新的全球性任务。　　第三，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北约的扩张不会激怒俄罗斯，在自己的修辞中，他们把这种扩张形容为“友好的”，并假设在莫斯科眼中，这种扩张也没有任何威胁。　　第四，北约领导人们假设军事联盟在北约成员国之外的遥远之地执行联合防御任务也能获得成功，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　　2014年，西方政策制定者及高级顾问终于以一种非常惨痛的方式领悟到以上战略性错误。他们意识到，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一股温和力量，恰恰相反，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主动权和行动能力依旧惊人。俄罗斯也绝对没有将北约的东扩视为“温和”的，相反，其“反北约东扩”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克里姆林宫有能量和意志通过武力改变国际边境线。强势领导人普京还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决定国家的政策走向，不可能允许北约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俄罗斯的边境上。在这种“新认识”下，欧洲内部的安全防御工作不能松懈，依旧是最重要的。此外，北约为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付出了惨重代价(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但最终获得的结果是苦涩难言的。　　直到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派出军队，这种“冒天下大不韪而为之”的态度让北约领导人慌乱，在仓促寻求对俄的决定性的、一致的、可信的有效反应之际，他们也需要对联盟的基础策略进行重新评估。　　欧洲依旧面临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就是最明白的例子，所以联合军事行动、联合防御依旧应该是北约最重要的任务。欧洲并未像10年前人们乐观设想的那样，成为“没有边境的乌托邦”，武力阻吓和防御必不可少。欧洲很多大国的关系相处也不如设想中融洽，北约必须重申成员国之间的联盟与合作，减少摩擦，避免激化矛盾。　　对于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来说，对于北约自身来说，这等于回到了北约设立的原点。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北约肯定要改变，变革是必须的，因为这个军事联盟成立的初衷是阻吓前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入侵，如果有必要还要联合进行武力回击。当前苏联不再，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平衡突然消失了，没有了防御对象，那北约的存在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让北约就此解体，于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人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北约走出传统势力范围，管一管全球事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观点得到众多(当然不是全部)安全政策专家的宣传，最终被北约领导层采纳，这导致之后北约的政策出现了两个最主要的变化。　　首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北约成员国数目从16个变成28个，军事联盟在规模上空前扩张，新加入的国家有的曾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有的是前苏联加盟国。尤其是1999年，先后有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有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加盟，2009年又有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　　在199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和评论家提出，北约的扩张必将伴随代价，肯定会产生副产品，因为这会导致俄罗斯的反弹。北约的持续东扩会给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政治机会主义者新的借口和武器，用于对付俄罗斯国内的亲西方派别，这会激化俄国内政治斗争。最坏的情况下，被激怒的国家主义者可能获得最高权力并推出对欧洲和美国更具对抗性的激烈政策。当时我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出现一个温和的、友好的俄罗斯是"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应迈出导致俄罗斯集权化、敌对化的一步。”　　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始终过于理想主义，他们主观认为北约扩张是“温和”的，意图是散播民主和进步，让结盟范围扩大，使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成为“更安全之地”，他们更加主观地认为，俄罗斯也会秉持相同看法，最终形成北约与俄罗斯的永久性安全协议，也就是北约和俄罗斯的结盟，这样能“极大地安抚克里姆林宫”。如今事实证明，这种设想实在是“太傻、太天真”。　　最近美国驻俄罗斯前任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F. M atlock)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总结了1990年代之后北约种种行动的效果。他认为，持续东扩以及1999年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塞尔维亚实施的空袭，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他指出，1991年，民调显示80%的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总体看法是“正面的”，但到了1999年，依旧是80%的受访者，对美国的看法已经转变成“负面的”。这为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奠定了直接的民意基础。　　北约另一个政策上的主要变化是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接受全球性的安全任务，希望通过在世界舞台施展拳脚，强化自身作为军事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北约忘记了，在管好自己的事情之前，最好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彼时北约领导人参考的背景理论是，如果想要美国继续关注欧洲的利益，北约内部国家就必须配合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在美国关注的国际事务上，北约也要顺应表态。　　但是，这种推理有严重的假设性错误，世界处于多级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最近的20年。我们明显看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欧洲的全球利益并不一致，两者不仅有差异，而且差异正在扩大中。第二，就算在1990年代时，欧洲的力量投送也是很有限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能力还在不断下降中。第三，处理那些遥远之地的问题，不论是阿富汗的，还是伊拉克的，都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是欧洲，就连美国都受阻。要想在这些“苦大仇深”的问题上获得成功，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意志力，还需要长时间、持续的、巨大的资源投入，现在回头看来，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　　2011年6月卸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时候，罗伯特·盖茨(R obert G ates)分析了西方国家数次海外行动的得失，他认为在阿富汗的行动明显暴露了北约的弱点—无论是在军事能力还是在政治决心上。尽管除美国军队之外，北约有200万军人，但在任何时候，北约要向海外部署2.5万到4万军力都显得非常困难，需要相当的挣扎，有时甚至显得很绝望。盖茨说：“在利比亚，北约的弱点同样痛苦地表现出来，整个联盟已经不可能执行联合的、有效的、可持续的海空军事行动，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改变，会危及北约的存在根基。在利比亚的问题上，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投票赞成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国家真正行动，而参与实质性空袭的国家还不到1/3。”　　“走向世界”并未让北约变得更强大、更具有相关性、更高效、更可信，恰恰相反，这些全球行动带来的是血淋淋的代价，牺牲的不仅是金钱和士兵生命，还有北约的信誉、政治结盟的可信度以及盟友之间的关系，所有海外行动都消耗了欧洲原本已经虚弱的军力。最近10年，在欧洲左翼政党发展壮大的10年中，欧洲国家的总体军费开支和国防力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下滑。世界对于北约的期待值不断下降，同盟的可信度被严重伤害。不幸的是，一切军力的下滑和消耗恰恰发生在欧洲内部安全威胁重现之际，相关威胁今天已经非常明显，讽刺的是，这是北约自身的错误所导致。　　现在，西方国家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只是短期行为，长期看来，北约的基本策略必须修订。过去几十年，美国和西欧国家都相信，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不再可能，对于欧洲在几百年战乱之后首次实现自由、和平与统一，他们抱有很高的信心。他们以为，就算俄罗斯在短期之内不会加入北约和欧洲的俱乐部，但是在行动上也会以“准成员”的姿态行动。　　普京显然选择了另一条完全反向的道路，俄罗斯的野心是真实的，不曾减少，现在更是不加掩饰。普京目前在国内的支持率很高，虽然有西方的制裁，但要知道俄罗斯和伊朗完全是不同级别的国家，制裁在伊朗能取得效果，在俄罗斯绝对不会发挥同样的效用。而且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自身承受的损失会比制裁伊朗多得多。就算有制裁，俄罗斯也能无限期挺下去，更重要的是，就算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民众和精英政治群体的观点，也很难就此削弱普京在国内的影响力。面对现在与西方的直接对抗，普京不会选择软着陆，他不需要任何缓冲，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俄国内的政治情绪也鼓动着他与西方持续对抗下去。　　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韦斯(Toomas HendrikIlves)说：“对欧洲安全的原始思考如今已经完全崩塌，1989年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假设欧洲国家的边境不会被外力改变，现在这已经不再现实。”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美军驻欧洲空军司令菲利普·马克·布里德洛夫将军(General PhilipBreedlove)也承认：“事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此外，俄罗斯这次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是超常规的，这是一种半隐密、半军事化的行动，美国和北约也需要发展相应的应对策略，做出新的安全反应。俄罗斯并没有向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派出成群的坦克和装甲车，也很少见到全副武装的军人跨过边境，在行动之前莫斯科有技巧地设计了一次舆论运动，煽动当地的支持者，让没有标记和制服的特种部队首先进入，进行网络战和利用网络宣传虚假信息，所有这些都弄得人心惶惶，快速散播的不稳定情绪成为军事行动的前奏。　　普京敢于大胆行动并采取超常规手段，一方面显示出他作为大国领导人的决断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西方国家的犹豫不决给了他更多信心。到现在，美国和欧洲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反应还是很温吞并且符合常规：对乌克兰进行口头上的安抚和保证，在东欧地区增派少量军力。普京发起的新的战争形式，今后很可能会复制，北约必须快速思考对策，尤其要保护那些国内俄罗斯裔是少数派的东欧成员国。这要求北约强化联盟内部的安全，每个成员国自身要加强国土安全建设，训练情报收集、及早预警、网络战能力以及公众的信息分辨能力。缺少以上任何一项，下一次瓦解其稳定的行动还能成功。　　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还应形成一个统一的长期对俄应对协议，很多欧洲国家对此抱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欧洲内部分裂的主要因素。一个人的信念很难被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念同样也难以在短时间改变，欧洲已是一个“安全天堂”的概念亦是如此。欧洲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军事联盟上，还体现在经济上，更不要说很多欧洲国家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此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跟俄罗斯也有千丝万缕的经济和商业联系。结果是，在整个欧洲大陆，因为地缘相关性的不同，各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难以统一。与俄罗斯更靠近的国家，主要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因为害怕来自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希望西方能对俄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稍远的国家则享受着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和经济联系，相对不那么激进。要统一欧洲内部的分歧也是不容易的。　　欧洲必须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正是这一点脆弱性使得很多西欧国家无法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普京已经多次利用能源杠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今后也还会使用这种手段。减少对俄能源依存度以及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最终对稳定欧洲会有作用，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一种长期制裁。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还要加强泛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合作计划(T ransatlanticT radeandInvestm entPartnership，简称T - T IP)的推进，这个协定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和欧盟的最新贸易协定，设计目标是在新兴市场崛起的时代让美国和欧盟经济有更强联系，以此促进彼此经济。完成这个协议对于限制俄罗斯的野心也有经济上、政治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好处。或许在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之前协议的谈判难以完全敲定，但是T -T IP应该成为美国政府2015年的头等大事之一。　　当然，西方国家不能放弃与普京的对话，现在看来，普京的政治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把所有说俄罗斯语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俄罗斯联盟，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周边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国家，哪怕这些国家已经是主权国家也在所不计。俄罗斯要在中亚、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确定绝对的势力范围：希望重新划定国际边界，继续与西方形成对峙姿态，以此加强在国内执政的合法性，如果可能的话也希望瓦解北约。但凡低估普京的野心和力量都是绝对的错误，西方领导人早就应该重新评估普京的终极策略并调整应对方案。　　让欧洲成为自由和平的整体的目标还未能实现，还是梦想，这需要北约强化欧洲的联合安全防御，抛弃过去20年的幻想。　　原作：Michael E.Brown/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原载：外交事务　　网址：http：//w w w .foreignaffairs.com /articles/138 432/michael- e- pow n/natos- biggest-m istake　　编译：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