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芦苇：中国电影未到黄金时代 因不能说实话] 芦苇编剧

芦苇：不允许电影说实话，那电影就只能说假话，只能说像《小时代》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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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电影说实话，那电影就只能说假话，只能说像《小时代》这样的话。2014年3月20日编剧芦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郭敬明现象值得研究，电影从头到尾崇尚物质、崇尚财富，那是我们社会的真相。

芦苇在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中，直批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但他更感慨的是，如果不是赶上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文化探索时期，自己可能根本不会来当编剧。

芦苇1976年进入西影厂做绘景工，当时厂里大量拍的是有力的宣传工具。和第五代导演一样，在吴天明的帮助下，芦苇逐步转为编剧，至今写了23个剧本，拍了10个，包括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叶大鹰的《红樱桃》、周晓文的《秦颂》、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在编剧里面算是拍得比较多的。

出不来的电影，有项目原因，吴宇森的《赤壁》，他写了一稿，没用，剧本收在了书里；王全安的《白鹿原》，他写了七稿，王全安用了自己写的。对芦苇来说，改编《白鹿原》的意义是拒绝遗忘，他会把自己的剧本单独出书，让世人对比，从剧本到电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出不来的电影，也有审查原因。芦苇至今不能理解的是，当年张艺谋执导、自己编剧的电影《活着》，因为一个电话就被毙了。

他最近拍不出来的电影叫《等待》，改编自哈金的同名小说，折射了一代人的纠结、彷徨、挣扎和选择，但因为涉及军婚，也没拍成。

要电影分级，不要长官意志

南方周末：最近宋丹丹跟编剧打口水仗，你站在哪边？

芦苇：我完全置身事外看这个事，宋丹丹有权利发表她的见解，但她的见解必然有片面性。她透露了一种情绪，就是对中国电影编剧的失望，失望是有道理的，因为烂产品很多。中国电影专业素质偏低，跟中国导演、制片人一样，素质偏低是事实，但是要把整个行业素质偏低，完全归结到编剧身上，有点不公平。

南方周末：那是谁的问题？

芦苇：现在电影界的问题很多，从创作来说，最根本的还是电影制度问题。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壤里面长不出好庄稼来，电影法的确立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张艺谋的《活着》，我是编剧，被枪毙了。当时的电影局长滕进贤亲口告诉我们的，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你要是让这个电影公演了，一切反共电影都可以公映。一个耸人听闻的大帽子。你根据哪条法律说《活着》不可以公映，只是长官意志论，一个否定意见就让你过不了关。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没有法律保证，就是一团糟。

南方周末：你觉得哪些审查是需要的，哪些审查是不需要的？

芦苇：分级制是需要的，长官意志是不需要。分级制应该是公开而透明的一个制度，你不能枪毙它，但能定影片的级别。针对发行对象做分级限制，规定什么电影适合什么人看。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有生存的权利。韩国电影为什么起飞？1980年代以前韩国电影是亚洲的笑料，立法以后韩国电影制造了亚洲的电影奇观。说到底，电影法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

南方周末：你改编哈金的小说《等待》，好像一直也没出来？

芦苇：我是2000年接到这个剧本创作，陈可辛找我写，当年就交稿了，没立项，据说是涉及军婚，枪毙了。小说很棒，在美国得了四个大奖。表面看讲的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实际上折射了一代人的问题，他们的纠结，彷徨、挣扎、选择，如果要拍成电影，我坚信是好电影，是对人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对现实历史的真实表现，拿到世界影坛上去，将会让我们非常自豪。但是这样的电影不能拍，不允许电影说实话，那电影就只能说假话，只能说像《小时代》这样的话。

南方周末：《小时代》你也看了？

芦苇：专门到电影院看的，我是纯粹从专业的技术的角度去看的，很客观地说，电影的类型意识非常清楚，知道他的电影是为谁服务的，票房诉求很明确，这方面郭敬明比陈凯歌要自觉。

凯歌的《无极》没有类型意识，相当混乱，他自己说是魔幻武侠，实际上没有武侠，只有莫名其妙的魔幻。武侠永远都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维护正义、维护公理，这是武侠精神，在《无极》里面有吗？最后票房也很尴尬。